从3条到几十条

　　放下思想包袱后，就是如何开一个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

　　王新军表示，首先是学习总书记的讲话和焦裕禄精神，沉到群众中去听意见。

　　有这样一连串数字：11名县委常委分别利用两三天时间入村住户蹲点调研，进农户115户、访企业37家、召开座谈会75场。在常委的带动下，全县千名干部下基层，最终征求9725条意见。

　　其中，班子认领“四风”问题114条，个人认领241条。

　　结合群众意见，他们又在焦裕禄干部学院集中封闭学习了3天。然后是白天工作，晚上学习，这样循环往复，提高认识。最后开始写对照检查。

　　王新军本人的对照检查从4月5日开始，准备了一个月。为了抠材料，召开了6次常委会。班子材料进行了七轮大的修改，个人普遍修改了10稿以上，个别的超过了20稿。

　　从最终形成的对照检查材料看，11名常委共查摆“四风”问题161条，平均每人15条左右。

　　“整风时期的批评都是刺刀见红，只有自我批评的生活会不完整。这次我们就是要培养批评的氛围。”王新军说。

　　“最难的是给班长提意见。”他告诉本刊记者，“我就找我们的副班长周辰良县长，要他带头向我开炮，讲重一点、狠一点，不能打哑炮。我给班子成员说，这是同志间的帮助——我对你们批得多重，希望你们也能以同样的分量对我。”

　　这是会前一个月开始的“交心谈心”阶段。

　　先是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督导组组长，开封市委书记逐一与县委常委“深入交心”。

　　然后是班子常委之间一对一交流、背对背交流和“集体会诊”阶段。“一对一都在三轮以上，集体会诊了4次。”

　　有一个县委干部开始只能找出3条意见，第四条怎么都找不出来，在其他同志们的帮助下，最后找出了几十条。

　　最终常委之间互相查找问题130多条。

　　批得太重

　　第一轮“集中会诊”在4月中旬，“开始他们都顺着我的意见溜。”王新军对大家说，提意见要讲公心，只讲工作和“四风”，不能泄私愤。并要求大家以他给大家提意见的力度为标杆给他提，要有“辣味”。

　　有的同志也来找他，说他批得太重接受不了。他说“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谁能保证批评得百分百正确？你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虽然提前有沟通，但会上的氛围更严肃，语气更严厉，真是很尖锐。”回想5月8日的生活会，王新军向本刊记者表示，“我感觉很惭愧，一讲就是十多页，都是揭自己的破事；很不安，真正触动了神经，离入党时的理想誓言也差太远；同时也很坦诚，是真心帮助爱护同志；很轻松，对过去的自己有点反感和厌恶，现在感觉更净化了、更纯粹了。”

　　王新军检查自己有8个问题。除了后来在电视中被人们熟悉的“兰考之问”和检讨袁厉害事件，还有“政绩观有偏差，为了快出形象、出好形象”，具体例子是县城西出口投资1亿元安装路灯、进行高标准绿化，“但通往农村的主要干道路面损毁严重，却迟迟没有安排维修”。

　　此外，他还深入检查了缺乏吃苦和奉献精神、铺张浪费比较严重、自我约束不严格等问题，“花公家钱不心疼，办公室寝室的空调，整个冬天不关。”

　　县委副书记、县长周辰良，集中在享乐主义等问题上，“存在想把县政府办公楼迁到新区、把工作用车当作专车用、公款支出把关不严等奢靡之风问题。”

　　县委副书记毛卫丰，检查的重点是工作上应付“差事”、打造“盆景”，有时遇事先考虑个人职位，面对来访群众气不顺、心里烦、言语硬，家在开封、经常“走读”。

　　女纪委书记杨岩，重点是查办案件时下不了狠心、硬不起手腕、讲人情味多，“住宿条件不好就感觉掉价儿。”

　　组织部长仝柯峰，重点检查了干部任用中有时碍于多方打招呼、递条子、怕得罪人、不能按原则办事。

　　电视新闻中没有反映的是：每位常委自我批评后，其他常委都对其进行批评，提了2至4条批评意见，共提出批评意见313条。每人个人发言一般在25分钟左右，大家对其开展批评一般在15分钟左右，对县委书记的批评时间最长，达半个小时。

　　王新军收到29条意见，除了作风武断，还有“干部使用上比较主观，在用人导向上有偏差，来兰考一年多、干部调整有12次”等。

　　周辰良和毛卫丰都是30条，其他常委也在28条左右。

　　有位参会者说，“那种脸红的感觉像是被逼到了墙角。”

　　“过去多少年的生活会都没有这一次深刻。”在王新军看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使执政党自我净化，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解决。

　　回到常态

　　“现在看来，这次会后，没有人说你们怎么学的焦裕禄，得换人。大家都说我们检查深，觉悟高。”关于民主生活会的公开，王新军坦承“这样会有一定负面作用，但现在需要标杆，需要回到常态”。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组长周声涛，在2014年5月11日听取河南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工作汇报时表示，兰考专题民主生活会是个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

　　此前，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5次到兰考，对会议方案、对照检查材料等两次审核，提出22个方面的修改意见。

　　周声涛说：“生活会是好的，不等于说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好的。总书记还要盘点，要看最后的成果，要看群众的评价，是不是整改了，群众是不是认可了，这个很重要。”

　　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河南省委对兰考的整改高度重视。为此，省委书记郭庚茂主持了专题研究协调会，在亲自审定整改方案后，还到兰考调研，就整改工作进行指示。

　　“现在提出了十个方面的整改任务，已经着手从六个方面加强27项制度建设，其余的正在征求意见、修改完善中。我们要抓紧办成几件让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实事好事。”王新军表示。

　　他介绍说，整改任务分近期、中期、远期，完成一项销号一项。县委县政府督查工作班子，每天汇总一次情况，每周通报一次进度；书记、县长3天听一次进展汇报，及时掌握推进情况。

　　比如第二个方面——“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整改措施就包括科学考核、树立用人导向、严格督查和严肃问责。兰考正在研究制定《各乡镇、县直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核办法》，坚持工作实绩和“德”相结合、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结合、定性定量结合、把服务中心工作作为考核重要内容。

　　本刊记者到兰考采访时，县长周辰良在表彰过“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后，便赶到外地招商去了。

　　至7月初，兰考的乡镇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已全部召开完毕。截至本刊发稿时，县直单位党组党委民主生活会亦基本开完。

　　在王新军参加坝头乡民主生活会时，该乡乡长赵西灿感觉：“压力很大，比组织部考察还厉害。”他紧张得不停抹风油精。

　　他说，关于生活会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当班子成员在会上批评他“抠门，给2000元就能解决的上访户就是不肯给钱”时，王新军只问：“这个钱该不该给？”他说“不该”，王就讲对群众要讲情也要讲法讲理，并强调生活会“要刺刀见红，但不能生拼硬凑”。

　　王新军自己也有了变化：“以前我好拿主意，我一说大家都不好再发表别的意见。现在我就先听他们的看法，再作决定。”

　　兰考之路

　　在从郑州到兰考的路上，王新军这样介绍兰考：“在黄河的最后一个大拐点上就像一个红薯，而黄河就像一根井绳，曾经在兰考境内晃来晃去近700年。”

　　焦裕禄故去50年后，黄河故道急沙缓淤给兰考造成的自然条件仍然十分恶劣，由此继续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

　　兰考的干部不好当。自焦裕禄后，这里的书记都是“正县来，正县去；副厅来，副厅去”。

　　一名当地的干部告诉本刊记者，群众对他们的要求很高，都会拿焦裕禄作为榜样来批评他们。

　　不仅如此，被示范的兰考还承担着巨大的接待压力——“今年没有统计，就往年某一天，兰考就接待了280批参观。这极大地挤占了我们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负担很大。”

　　其他地方羡慕的资源，在兰考的干部身上却成了包袱。这名干部表示：“我们这里来了很多领导，也不缺专家把脉和发展意见。但是，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落户一个顶天立地的大项目。”

　　也有人认为，“项目不能落地”正是因为他们坚守焦裕禄的精神，没有请客送礼。

　　但无论如何，焦裕禄当年带领群众治理风沙种下的泡桐，总是给当地固阳镇的村民留下了致富之路。

　　固阳镇镇长陈晶晶告诉本刊记者，如今这里从事乐器生产的村民超过了6000名，年产值15亿元，是中国四大民族乐器生产基地之一。

　　来自上海的乐器工人师傅在厂房前对本刊记者说：“兰考人聪明、勤恳。”

　　而这样的规模还是太小。

　　按2013年的统计，兰考83万人口中仍有9万多没有脱贫，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在河南的118个县里经济水平也在后40位。

　　虽然这个帽子每年能为兰考带来4000万元的财政拨款，但王新军说：“我希望能够用三年摘掉这个贫困的帽子。”

　　50年前，焦裕禄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拟好了题目却来不及完成。

　　如今，最高领导人以兰考作为样板推动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改变，对于能否真正破解“兰考之问”，所有人都充满期待。

　　“真刀真枪”和“文火慢炖”

　　经过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锤炼”，未来十几周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进入关系成败的整改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北京  郑州报道

　　随着各地党委开始进行“进一步完善对照检查材料”，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开展数月后，进入关键阶段。

　　以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规制和引导，已经成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特征。而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特征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正以独特而强烈的方式，刺激着中国的党政干部们。

　　不合格的“一把手”约谈

　　固始是河南省十大直管县之一。刚刚开过民主生活会的县委书记曲尚英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感受最深的是“督导力量很强”——“2月27日开始第二批活动动员，但固始3月中旬班子换届，活动延后了大半个月。所以在我们这里的第九督导组副组长来找我谈话，要求加快进度。”

　　此前，从对照检查的“三清三审”，到“群众三评”，河南省有两个市厅级单位不合格，一个“一把手”被约谈，一个被要求学习重来。曲尚英说，“这个很严重。”

　　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河南“活动办”下设综合组、督办组、宣传组、联络组等专项工作组，按督导单位又派出了23个督导组。

　　“三清三审”、“群众三评”是河南“九项措施”中的两个，此外还包括开展“回头看”并提交自评报告、建立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查摆问题台账”、列出谈心交心“意见清单”、 开展批评要“到人到事到思想”等。

　　在河南省委“活动办”，工作人员展开一张流程图逐一介绍：会前的准备包括开展“回头看”、查摆问题、谈心交心、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和送审对照检查材料，整个准备期约20天。

　　“会前准备很重要，只有认识到位了才能写好对照检查材料，开好会。”“活动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有的同志跟我说自己的材料没写好，我说这个可不是写材料、做文章。”

　　对于网络上百元一篇的对照检查材料，这位负责人说“这在河南不会出现，也过不了关”。他以兰考的前期准备为例，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逐一审核他们的材料时，曾批评他们“意见太雷同，画像不精准”。后来，兰考的常委们逐一进行了对照反思、深入修改。

　　会中日程一般设定为一天半，要求党委(党组)书记主持会议并提出要求，对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班子成员作对照检查并相互批评，督导组进行点评，最后由党委书记总结讲话。

　　“我们提出到人、到事、到思想。正职对班子成员、班子成员对正职进行全员批评，班子成员之间的批评人数不得少于60%，围绕‘四风’对每人提出的批评意见不少于3条，并列出具体事例。到思想就要点准麻骨、抓住要害、真刀真枪、刺刀见红。”

　　“我们在会上一律称同志。”“活动办”负责人说，同时在开展批评中不讲排序，不指定发言人。

　　在党委(党组)书记代表班子和书记个人对照检查、其他同志对其开展批评后，暂时休会，由上级督导组组长主持、督导组成员和本单位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活动办主任参加，对前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更高要求后再继续开会。

　　曲尚英告诉本刊记者，在固始的休会环节，他们被批评“辣味不够浓，问题太泛。”

　　省委负总责

　　主持人和督导组，在民主生活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遏止“以公挟私搞人身攻击”，鼓励正常批评。

　　另外一些要求是，不能搞会下私自协定，不允许就批评谁、批评什么事、批评多少问题、批评到什么程度搞私下商量，防止把党内的正常交心批评搞成庸俗交易。

　　此外，还有不擅自议论会上的批评情况，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对生活会上涉及的人和事要注意保密，维护好班子团结。

　　“活动办”负责人解释说：“毕竟是党内民主生活会，会上有的批评会涉及同志的个人情况，未经查实就传播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现在中央一方面抓查办各类案件为主体的制度建设，一方面抓反四风为主体的作风建设，民主生活会就是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曲尚英说，“只要坚持抓下去，批评和自我批评长期、常态地开展，大家就能敞开心扉。”

　　多位受访干部都向本刊记者提到，此前中央组织部负责领导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联系点经验座谈会时曾指出，专题民主生活会第一要把好思想发动关。

　　他的举例包括：有“怕”的思想。怕自己问题说多了，授人以柄，被人家抓“辫子”；怕对别人的批评重了，得罪人、伤和气。

　　有“混”的念头。问题拣轻的说，剖析往客观上找；“跟着走、看着走”，听听别人怎么说，等待他人先开口。

　　还有“赶”的现象。赶时间、赶进度，准备不充分就急于开会，把民主生活会当做一次“闯关”，闯过去就万事大吉了。

　　“这些问题不是个别现象，还是有相当普遍性的，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纠正。”

　　这位领导说，省委对于各级党委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负总责。对消极应付的单位和个人，上级党组织和督导组要约谈一把手，必要时要一个一个地约谈。“对个别发牢骚、说怪话、有抵触情绪的，要及时指出，严肃批评。”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巡回督导组和各级督导组将市县班子、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作为重点。中央“活动办”则直接审核400多份市(地)委书记、33份中央国家机关有关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66份中管金融企业和中管企业下属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对照检查材料。

　　“文火慢炖”的常委联系点

　　由于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联系，河南兰考等全国7个县的民主生活会已经成为全国范本。除了当地党报的相关报道，目前在各地党委和“活动办”宣讲、传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联系点经验座谈会相关材料，显示了这些基层县委在活动中的作为和特点。

　　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委“在查摆问题时，面对前期逐村逐户调研走访中收集上来的2.9万多条意见建议，开始大家把问题归因于上级不支持、下级不落实、体制不完善、条件不具备，就是没把自己摆进去。”

　　最终通过互相把脉、集体会诊，逐步认识到“每个成员都有责任，开始自觉对号入座，使群众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有人认领、有了着落。”

　　该旗前期征求意见中，收集上来的大多是民生诉求，直接反映“四风”问题的并不多，反映个人问题的基本没有。班子成员于是互相查找。

　　“70后”的常务副旗长总是不敢批评旗委书记。后者就反复和他谈，请他大胆批评。结果这位副旗长批评他“老想用自己的思想统一大家的思想，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

　　“听到这条意见，书记当时很难堪，经过认真反思，觉得确实有这个问题。”

　　福建省上杭县委，专题民主生活会召开前又集中封闭3天。班子成员共查摆“四风”问题143条，列举具体事例208个。有的同志坦言自己在担任市安监局长时，因担心小煤矿、无证矿出现安全生产事故而被问责、丢乌纱帽，就把安全监管责任推给市煤管局，暴露了求稳怕乱、不愿担当的思想。

　　云南省武定县委书记表示，自己在武定任县长、县委书记长达7年，县委班子对照检查的18个方面80个问题，大部分都认领，尤其是对近两年连续有3位常务副县长出现违法违纪行为负有责任。

　　县长到武定时间不长，自我检查时说，想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急于出政绩，不考虑县情，盲目提出财政增长不低于35%的目标，其实根本无法做到。“每位常委同志都给自己画了‘素描’，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谁。”

　　陕西省礼泉县委，先后3次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党员代表监督小组反馈意见。党员代表监督小组提出了官气足、架子大，包要人提、水要人倒、车门要人开；爱弄面子活，“羊粪蛋蛋外面光”等22条意见，“这些意见原汁原味，既辛辣又尖锐，让我们深受刺激和震动。省委书记先后3次与县委书记和县长谈话，在指出问题的同时，要求我们强化责任担当，发挥带头作用，把民主生活会开好。”

　　山东省蒙阴县委，第二次会议集中对县长批评帮促，县委书记一人就对他提出了10条批评意见。之后，每个半天进行2至3位同志，“文火慢炖”。

　　吉林省农安县委，常务副县长直指县委书记在接待自己的老领导、老同志时，本来就超标接待，还要授意再提高标准，带头助长了奢靡之风。整个专题民主生活会批评过程中，“不讲原则”、“不负责任”、“不敢担当”，“尖锐词语不时闪现，辣味十足” 。

　　党风如何炼成

　　全党要形成稳定、成熟的优良作风，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党领袖(群体)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甚至是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成全党共识，并成为党的文化

　　文／张志明(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全面改进党的作风作为从严管党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全面改进党的作风之所以引起如此高度关注，除了党风建设自身的重要性和新形势的更高要求外，还有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已到了不整治不行的严峻关头。

　　目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比较容易改革的体制机制都已经改过了，比较容易发展的政策办法措施都已经用过了，剩下的所有改革发展任务都是硬骨头。改革使命的艰巨性与党完成“整体性的更新换代”的关键历史时期相对应，对党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邓小平曾经说过的，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

　　让全党相信你是动真格的

　　尽管在党风问题上主流是比较好的，但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党的作风现状，特别是“四风”问题的积累和蔓延，已到了再不严厉整治便无法继续取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针见血地指出“四风”的种种表现和恶劣影响之后，要求全党都警醒起来。他说，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就更加危险了。

　　他要求全党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除了在会上警醒全党同志保持“两个务必”外，还提议全会制定了六项规定，即“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一一对照着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在那之前两个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随后，全党动员和具体部署，决定这次活动的主要任务是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为什么这次活动要聚焦解决“四风”问题？主要是考虑要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使活动能够取得真成效，能够解决真问题，因此不能面面俱到，要首先解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四风”问题正是如此。

　　习近平特别强调了坚持领导带头的重要性。他谈到，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说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层，上面害病、下面吃药。

　　八项规定之前，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就严格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发挥好领导作用，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

　　感慨于当年国共两党的不同历史命运，曾有人指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危难牺牲面前是“跟我上”，而国民党是“给我上”。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党和政府起领导和主导作用的国家，任何改革发展的制度规范和法律规定，没有中央的率先垂范，很难确立其权威，也不可能实现制度设计的预期。中央率先垂范的直接效果就是让全党相信你是动真格的，是真要解决问题的，从而坚定改革发展的信心。

　　不靠运动靠制度

　　党中央全面改进党风的一系列举措和积极成效，不仅使人们越来越坚定了对改进党风的信心，更看到了通过建立长效机制促进党员、干部常态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愿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强调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

　　我们党尽管一直都很重视作风建设，但经过一定时间后，一些不良风气还是会旧病复发，而且还往往生出些新的疾病来。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复性和顽固性？这是由党风的特点所决定的。

　　党风作为政党组织或党员的作风，其发展的曲折性就是鲜明特点之一。如果一个政党党风建设做得好，这种曲折性就表现为曲折前进；如果做得不好，甚至党风建设很失败，这种曲折性就表现为党的曲折的蜕化变质。

　　这种曲折性还体现在，培育养成一个好的党风，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工程。全党要形成稳定、成熟的优良作风，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党领袖(群体)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甚至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成全党共识，并成为党的文化。

　　另一方面，这种曲折性还表现在，一种优良作风形成之后，还会受到各种不正之风的侵扰和影响，如果重视不够，处理不当，制度不健全，各种不良风气就会与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形成恶性循环，从根基上败坏一个政党的优良作风，最终毁掉一个党。

　　党执政以后，为了保持和传承优良作风，确保党在执政条件下永不变质，中国共产党人是下了很大决心、想了很多办法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党执政后，依靠“大民主”和群众运动清除党内不良风气的办法是不成功的，其代价太大，得不偿失。

　　不靠运动靠制度。健全和完善改进党的作风的制度安排，至少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效：一是可以有效预防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既然全党同志都清楚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的严重后果，对所有同志都是预警和保护。二是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立即依照制度规定处理，及时纠错，避免不良风气的连锁反应和群体效应。

　　当然，在我们国家，制度建设特别是改进党风的制度安排，也依然需要党的领袖和中央领导集体以身作则，切实让民众感觉到制度、法律、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制度建设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制度和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

　　改进党的作风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关键在标本兼治。

　　第一是要建立健全党内外的监督制度体系。监督必须实现具体化、制度化、法制化，各个监督主体监督制度之间不能互相打架，要形成整体的制度优势。如果制度之间无法实现无缝对接，就很可能留下制度漏洞，贯彻落实的制度成本就很高，效果也不会好。

　　第二是加大党务政务公开制度推进的力度。我们已经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刷新党风和推进反腐倡廉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切实感受到了加快党务政务公开的步伐。

　　第三，坚持、完善和贯彻民主集中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维护中央权威是政治纪律，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当然，从根本上说，一定要逐步把“民主基础”这个功夫做好，才有可能实现正确集中。正因为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作风是否取得好转，要以人民满意为标准。

　　第四，完善各项从严治吏的制度。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是监督的重点，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公权力，而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往往与干部的选拔和管理制度不科学合理有直接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会议上指出，组织部门改进作风，最核心的是坚持公道正派。以此形成持续抓作风建设的用人导向、工作导向、评价导向、激励导向，推进改进党风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