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洋政府武力收复外蒙古”一事，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执行此事的北洋将领徐树铮，也与孙中山并列，被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一切失土的两个爱国者”，盛赞其“以一人之力收复外蒙古”乃不世之功。揆之史料，徐树铮折冲樽俎，固然功不可没，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种功勋的建立，一则依仗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其能借势而为；二则徐树铮当时手段过于激烈，也产生了不良后果，埋下了外蒙古得而复失的隐患。
机会很好：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上层处境艰难，主动向北京靠拢
辛亥革命之际，沙俄趁中国内乱，扶植了以外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为“皇帝”的“大蒙古国”。后经交涉，中俄于1915年签署协约，中国获得外蒙名义上的宗主权，册封外蒙活佛；但沙俄获得在外蒙居住、贸易、司法等诸项特权，实际控制了外蒙古。随后外蒙古撤销“独立”，改称“自治”，中国政府获许在库伦（乌兰巴托）派驻无实权的“都护使”、“库伦办事大员”。①
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外蒙古问题方发生转机：
首先，外蒙王公、活佛财源断绝，急需中国政府援助。“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无暇顾及外蒙，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也不再拨款，兼之卢布大幅贬值，一度使外蒙行政运转、上层人士生活无以为继。外蒙王公感叹：“自治是件非常好的事，可是，如果没有年金俸禄的话，生活又能像什么样子呢？”②希望中国政府能像前清那样，继续给他们发俸禄。
其次，外蒙古高层内部存在很深的矛盾。1915年“自治”后，活佛及喇嘛掌握大权，王公权力被严重削弱。按照前清旧制，外蒙王公（黄派）管政治，喇嘛（黑派）管宗教，但“自治官府”以活佛为领袖，很多喇嘛因而成为官吏，掌握了行政权力。他们偏袒自己统辖的徒众，向王公所辖地区大肆摊派税收。同时，王公的世袭权也控制在喇嘛手中，让王公们常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蒙古王公抚今追昔，“感觉归附中央，较多利益”。③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外蒙当时存在严重的外患。在日本的支持下，沙俄旧军官谢米诺夫、布里亚特等人，意图在外蒙建立一个“大蒙古国”。外蒙惧怕日本，但又无力对抗谢米诺夫的侵略。外蒙王公认为，“非依赖中央，请求进兵不可”。④这为中国突破限制，出兵外蒙提供了可能。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外蒙王公于1919年8月向都护使陈毅表示愿意“撤治”——取消“自治官府”，恢复前清旧制。陈毅遂同王公们商定了63条善后条例，报呈北京。但由于善后内容有利于王公，引起以活佛为首的喇嘛不满，上书大总统徐世昌，要求“保存自治”。“撤销自治”一事因此停滞。
处理失当：徐树铮纯以武力逼迫，在外蒙大失人心，埋下复叛隐患
趁陈毅招抚外蒙失利，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从其手中夺过了谈判大权。鉴于外蒙王公不掌握实际力量，徐树铮改变了陈毅倚重王公、忽视喇嘛的做法。决定“擒贼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⑤。时任外蒙“总理兼内务长”的上层喇嘛巴特玛，成为徐树铮“攻坚”的重点。
徐树铮手握皖系段祺瑞的唯一嫡系部队“边防军”，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武力威慑为主要手段（有学者认为，当时外蒙的实际可用兵力，不过数百人）。1919年11月13日，徐树铮带领手下军官，到巴特玛家中，下达最后通牒：“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方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⑥巴特玛惊惧之下，连夜求见活佛，“痛陈厉害，继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但是活佛不能同意陈毅偏袒王公的63条善后条例，要求另商条件。
11月14日，徐树铮向巴特玛出示了改定后的8条善后条例，要其签字。他要求外蒙先行撤治，随后再议具体条件。这一次，徐树铮的通牒更为严厉：“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⑦巴特玛十分害怕，于15日召集王公喇嘛大会。因畏惧徐树铮所率的一旅边防军，会议同意撤治。11月22日，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公布外蒙撤治。
徐树铮雷厉风行，在20余天内实现了外蒙撤治，在当时获得了国人的热烈称赞，连作为政敌的孙中山，也致电徐，说他是“当代班超”。不过，徐的武力威慑，也埋下了隐患。如论者谓，“自徐树铮被任为西北筹边使后，对待蒙人，一主严厉，大失外蒙人心，其敦劝外蒙之取消自治也，且以强迫之手段出之，外蒙虽一时慑于徐之兵威，不得不俯首相从，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则多有欲待机而动者”。⑧
直皖战争后，徐树铮下野。蒙古王公、喇嘛再次要求恢复自治，并不惜向日本借款600万元，勾结谢米诺夫部属恩格。1921年，恩格攻陷库伦，建立“外蒙古独立政府”，依旧以活佛为首领。中国政府虽任命了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负责平定外蒙；但张志在关内，根本无意出兵。稍后，苏俄政府提议和中国一同出兵，消灭盘踞外蒙的沙俄余党。要求被拒绝后，苏俄径自以帮助中国平乱为借口，出兵外蒙，驱逐了退守恰克图的中国军队，又击败恩格所部，占领库伦。1921年7月，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⑨
综而言之，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并不意味着北洋时代中国国防力量有何可观之处。至于其过，则是纯以武力逼迫，埋下了外蒙复叛的隐患。一旦苏俄恢复实力，外蒙遂又被其控制。
注释：
①曹心宝：《徐树铮与皖系兴亡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②《要自治还是要银票》（1919年11月1日），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第91页；③高博彦：《蒙古与中国》，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7年，第150页；④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第176页；⑤⑥《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八年（1919）十一至十二月》，1981年，第460页；⑦《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九年（1920）正月至十二月》，第26页；⑧⑨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 1911年-1921年》，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307—309页。
